我清楚得记得那是在一九九五年酷暑难耐的八月。我卷着大学四年积攒的书籍用品到工作单位--一家有着三千员工的大公司报到。我的上司是一位身材高大、寡言少语、很少有笑容的中年男子，他既是公司的董事，也是两个部门的主任，还是一名兼职律师。他说：“小乔，你到了我这个部门，主要做些秘书之类的工作。”由于他的一向不苟言笑，加之变色镜冷漠厚重的色彩，令我难以捉摸判断他的神情，加上不太清楚秘书该做哪些工作，是否做得妥当，对于刚初校门不谙世事的我来说，难免有些不安和紧张，对他总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公司规定早上八点上班，但他每天七点四十五分就在办公室了。   

　　上班第一天，我不知道他的工作时间，在他打好开水，搞好卫生之后才匆匆赶到，十分难堪。从此以后，我比他来得更早，在做完一些整理工作后，再沏上一杯他喜欢的龙井绿茶。那时，公司体制不是很顺，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突出。我的工作其实十分清闲，除了办理一些日常的法律事务外，现在想来实在没做过什么象样的工作。那时，我未免有些失落也有些失望，时时想着能做些什么重要的工作。这种愿望在我心头挣扎了很久，有一天终于斗胆提出：“主任，有没有其他事让我做做呢？”他说：“你刚来，还是熟悉工作后再说。”他适时地添置了一台电脑，让我在那些闲得发慌的日子里学了些东西。那时，我还在当地一个企业法律工作协会无偿做些秘书工作，尽量使自己过得充实些。但我还是十分清醒的认识到，这种清闲的工作虽然完全可以渡过一生，但它会吞噬我的热情和斗志，如果再不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也许以后连想改变的想法都会被时间消磨殆尽。由于他身兼数职，经常到隔壁办公室走动。   

　　我常常能听见他们用方言欢快的交谈和平时不易听到的他的阵阵爽朗笑声，当然还有其他同事的欢声笑语。我想我应该融入他们当中去，但马上发现其实是自讨没趣，他们轻快融洽的交谈，因我普通话的介入顿时变得晦涩艰难，我只能怏怏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无形之中，我觉得我与公司因语言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而我对他也越发的诚惶，一见到他步入办公室，慌乱地站起来，或者不安地环顾四周是否有什么不妥。有一天，我终于听到一位主管对他说“小乔对你好象很诚惶诚恐。”那时的年底，时兴发实物。我男友单位发了一只大公鸡，由于我俩都要回乡过年，只能把它送人，我想他是本地人，过年应该需要的，决定送给他。可是几天后，他说：“小乔，你送的这个鸡油太多了，我们都不要吃。”我难过地直想哭，低下头，强忍着没让眼泪落下来。我觉得我与他尽管面对面坐着，其实有些距离还是十分的遥远。   

　　第二年，我报名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他给了一个月的假期让我复习备考，由于种种原因，没能通过。我觉得无颜再呆下去了，因为同事们说我的前几任有的还是中专生都通过了，而我一个本科生却未能通过。这次考试失利，让我陷入无尽的自责和愧疚之中，加上长久以来的不安以及失落深深地折磨着我，以至我想尽可能快些的离去，确切地说是想逃遁，越远越好。那段时期，同事们还是非常友善的，不管年大的还是与我相仿，他们看到我，总是亲切地叫我“小律师”。   

　　在那两年里，我总能记起我们曾经在春暖花开或丹桂飘香的时节去喝茶、或去聚餐，总能记得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女孩穿着漂亮裙子在周末的舞会上裙裾飞扬，这种只有在基层和同龄人之间的才有的人情温暖和肆意欢乐一直藏在我记忆深处。但我还是要离开公司。我想：不是我的上司不够优秀；也不是我的同事不够友善；其实是我不想在无望的公司内苟活下去，也不想让这个不适宜的氛围来束缚我的手脚、压抑我的个性；我只是想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让我的个性恣意地张扬着、自由的奔放着。期间，我偷偷地又焦灼无比询问过几家单位，准备跳槽。恰逢九七年省级机关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考公务员，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如愿。在新单位的人事干部来政审之前，我对他说：“我可能要走了，谢谢您两年来对我的栽培和关怀！”他迟疑了一会，最终平静地说：“其实机关的效益不怎么样，不过你以后有什么事可打电话给我。”    

　　我想他终究没能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去？这些年来我也没向他打过求助电话，只是每年新年来临时，我会向我的曾经的上司寄上新年诚挚的祝福！因为是他给了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他让我懂得了应该怎样敬业勤业，也是他给过我不少关怀和帮助，让现在的我懂得了面对社会应该保持一份怎样的从容和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