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大学应该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议论近来沸沸扬扬。也许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创建一流大学的呼唤会震耳欲聋。各种检讨也会更加深入。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在短短的几十年就摆脱了贫困，区区大学赶超世界又用得了多少年？

　　在一片赶超声中，有两种与这喧闹声不太融洽的声响：第一种是学术打假的斥责声；也许是大家赶超世界一流大学心切，许多国内大学其实都提出了正常学者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本来以为学术做假大概主要实际涉及文科，不料学术批评网上有关理科的数据做假的报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许第二种不和谐音和第一种声音有必然的联系，那就是对累死在讲台、实验室的学者的惋惜声。不久前倒下的焦连伟、高文焕让人感到心碎，其实累死的学者又何止焦、高二位。罗昌平先生指出：

　　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如果说学术做假是浮躁的直接恶果，那英年早逝则是浮躁所造成的悲剧。我也许是不合时宜，赶超世界一流的喧嚣总让我想起了大炼钢铁的年代里大家所表露出的革命豪情。其实想想，当时如果我们炼出的钢真的超过了美国和苏联，我们一下子就成了世界强国了么？就是被别人称誉为世界强国了又怎么样？所谓的超级大国苏联又支撑了多久？再想想，现在被一些踌躇满志的学者所罗列出来的象征一流大学的数据，又有多少实在的学术意义？通过挖别人墙角的恶性竞争所带来的短暂繁荣，又能让我们所谓的“一流”保持多长？非市场化、人为的校际大合并，除了自己，又有谁会以为这种驳船接成的假航母会是创建“一流”的平台呢？千军万马争一流，这“一流”除了荒唐、搞笑外，又能有多少贡献？能在多少年内赶超根本没有的严格定义的“世界一流”，又有多少学术的价值？大跃进的革命时代离我们已经是很遥远了，历史的教训多少有些被忘却了。如果是简单的忘却倒也不太可怕，我总觉得这忘却的原由不一定和记忆有关。

　　我有幸来到被大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做研究，我发现那里的教授也真的很忙，也真的有生存的压力。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他们也都流露出了学术道路的崎岖，可我从他们的言谈中总感觉到他们有我们所不能享有的东西，那就是自在。也许正是这自在让他们始终对自己的学术保持了一种学术的激情和娱乐快感。也因为有这种自在，使他们有了我们所不能奢望的从容。他们也企求成果，可他们似乎追求的是瓜熟蒂落。一个学术想法的生成过程不像我们那样短促。他们似乎更担心想法的不成熟。

　　可我们一有想法，总是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变成成果，惟恐过程一长，想法被别人窃取或被耽搁得落伍。想法也许是我们获取功名、保持饭碗的工具。说穿了，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学术成果，而是成果所能带来的东西。我们有争一流地豪情，却匮乏献身学术的激情。和国内许多农副产品的生产一样，我们热衷的是催生剂、生长剂。尽管我们没有一流的本钱，我们却有一流的前瞻、有粉饰一流的伎俩。学术被彻底异化了。学术浮躁、英年早逝便是学术异化最自然和直接的反映。这不是呼唤学术道德所能解决的。

　　我是个“水到渠成”论者。对“赶超”之类的言辞一直很是抵触。我一直把它看成是把苗助长。可能我们是穷怕了，落伍的时间太长了。急功近利地想改变一切以摆脱贫困和落伍。不过，如果有人说贩毒能使我们迅捷至富，难道我们就去赴汤蹈火？拔苗助长如果是个别现象，那也就是一、两亩田的颗粒无收，然而，如果举国上下都是如此，那就是沙漠化了。也许我这话说得过火，但仔细想想，我们的大学在所谓争创一流过程中，干了或目睹了多少荒唐的事情,

　　浪费了多少钱财？泯灭了多少原本可以发光的学术思想？窒息了多少学术生命？败坏了多少学术道德？扼杀了多少生命的乐趣？

　　如果我们幸运，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拔长的青苗还未枯萎，蔫了的植被还能显露出一些绿意。可假如我们再不提倡实在，不开始踏踏实实地生活，我们留给孩子的只能是无垠的荒芜了。还真不知这些已经很少享受到童趣的孩子还依稀能记得生机的模样么？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