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动机

　　11月22日上午11时，阳光和煦，在朝阳门内大街国新办七楼的一间办公室，已卸任国新办主任的赵启正静静地坐在堆满书籍的办公桌前。

　　三天前，这位曾经的“中国第一新闻官”正式执鞭人大新闻学院，同时完成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四次转型。在近50分钟时间里，赵启正向《新京报》记者娓娓道来他个人对于中国新闻记者的印象，他作为官员的处事决策哲学以及他即将为人大新闻学院带来什么……

    昨日上午11时，赵启正在国新办七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谈及个人对于中国新闻记者的印象，作为官员的决策哲学以及他在人民大学的未来思路。本报记者 薛珺 摄

　　新京报：听说你接受人大新闻学院院长的邀请时有很多故事？

　　赵启正：外界只知道新闻学院前院长高钢给我发了7条短信，“逼”我就范。其实不全是这样。人大的校长、书记和院长三个人一同来找我，要求我担任院长一职。我原先是担心破坏原有的学院关系。在他们反复教育之后，我才最终同意。

　　“我觉得自己高就了”

　　新京报：有人说你担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是降级了。

　　赵启正：院长是什么级别之前我根本没想过。他们给我的聘书上在院长后面有个括弧，写着正处级。是有人说我降级了，但我觉得自己是高就了。其实，给学校领导设定行政级别本身就不合理。给院长设定级别只是为了看文件、参加会议等工作开展方便一些。所以这样的级别不能和政府部门一样衡定。那是两个标准。

　　新京报：那为什么说自己是高就了？

　　赵启正：因为我本身的学术训练和这个职位还是有差距。我接受过大学聘我做兼职教授的邀请，也带过6个区域经济学的博士生，但从来没在大学中担任过任何正式职务。去大学做学问是我从小的梦想。对学术的尊重可能和我的家庭氛围有关。我父母都是南开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我有两个弟弟，一个是博导，另一个是美国某所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我从小是在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里生活。家庭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新京报：为什么后来你选择的道路和你所设想的有很大差距？

　　赵启正：个人的意愿有时必须服从时代需要。我毕业是在1963年，那段日子中国经历着许多坎坷，又是遭受到自然灾害，又是和苏联关系恶化。整个国家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我学的又是实验核物理，研究加速器、核裂变。中国的国防事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这使得我必须走出学院。

　　新京报：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高官在退休后进入学院担任领导，而以前更多的是去企业做顾问，这种转变是不是将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赵启正：这个变化表明了一种社会意识的变化，表明社会对知识、对教育更尊重。这个现象才刚刚开始，在今后必将成为趋势。

　　我退休后，不是无事可做，电脑里上千兆的存档文件等着我去处理。那些以前的发言记录、卡片、书籍都需要我去整理、阅读。现在也有企业叫我去，但我不愿意。

　
 
 
　　 新京报